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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么大个校园，那么多学生住里面，居然有个门儿敞着没人管！这下好了，出了命案才知道把安全问题提到第一位。”

    “哪个门敞着？我记得洛大每个校门都有监控和安保人员。”柳至秦说。

    “南边都有，但北边有个门只有门框没有铁门，更没有摄像头和门卫。”袁昊说：“这事我也是才知道。所有的监控都调了，不是啥都没查出来吗，我就问有没有遗漏，毕竟凶手是晚上11点多骑着三轮车进来，那时候叫外卖的学生已经不多了，他正常走校门的话，我们不可能看不到。这一问对方才说，北区有个门，因为太偏僻，几乎没人知道，前几年铁门被民工拆了卖铁，校方觉得重新装个铁门过不久也会被拆去卖，又不想劳财往那里安排门卫，就索性晾着没管。痕检科的兄弟去看过了，有隐约的车轮印，只有进没有出，确定是三轮车。”

    花崇叹了口气，“泥牛入海。只要他躲过监控进入校园，那就很容易与其他送外卖和快递的人员混在一起。”

    袁昊道：“可不是吗！”

    “继续查吧。”柳至秦点了点花崇的肩头，“花队，我去见刘忠贵，一起吗？”

    花崇斜了他一眼，“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。”

    柳至秦笑，“那就一起。”

    刘忠贵今年71岁，身高不到1米65，干干瘦瘦的一个老头，坐在派出所的警室里，紧张得耸起肩膀，没了前一日的轻松。

    “老人家。”面对老年人时，花崇不像平时那样强硬，态度温和许多，将推车的照片往前一抵，问：“您见过它吗？”

    刘忠贵只看了一眼，便更加紧张，脸上的皱纹深邃得像沟壑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没，没见过。”

    “是吗？”花崇说：“但你在它的把手上，留下了指纹。”

    刘忠贵睁大眼，恐惧地看着花崇。

    在他的眼神里，柳至秦看出了比恐惧更深的东西——内疚与懊恼。

    他在懊恼什么？

    他为什么而内疚？

    “我……”刘忠贵枯枝一样的手紧抓着桌沿，视线从花崇脸上移开，又看向柳至秦。

    柳至秦问：“老人家，这个推车本来在院墙外侧，靠近平台的地方。是您将它移动到拐角后，用塑料布遮盖住，并清理掉平台上的脚印，对吗？”

    刘忠贵的肩膀缩了缩，眼睑往下一垂。

    花崇声线一沉，“你在帮凶手。”

    闻言，刘忠贵惊慌地抬起头，“我没有帮凶手，是我，是我……”

    柳至秦拧眉，“是你？”

    “是我杀了那个孩子！是我！”刘忠贵激动得双手握拳，一下一下砸在桌上，“你们抓我吧，是我杀了他！”

    花崇摇头，“老人家，你冷静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是我！”刘忠贵说着从椅子上站起，佝偻着腰，将手并拢，递到花崇面前，“人是我杀的，你们把我抓去枪毙吧。”

    柳至秦与花崇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旋即起身绕到刘忠贵旁边，扶着他安抚道：“老人家，人是不是你杀的，我们自然会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等会儿……”

    “是我杀的！没有别人了！”刘忠贵却越来越激动，拼命将手往花崇跟前递，似乎恨不得花崇立马给他挂上手铐。

    花崇朝柳至秦摇了摇头，让同事带刘忠贵去休息。

    “很明显，他想保护凶手。”派出所外的院子里种了棵树，枝繁叶茂，周围还有一圈花坛，柳至秦跟花崇借火，手指夹着烟，“但他精神很不正常。”

    “他知道凶手干了什么，也看到了凶手留在平台上的脚印和抛掷在院墙外的推车。他想帮凶手掩饰。当无法掩饰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将凶手的罪行揽在自己身上。”花崇眼色一深，“他这么做，只有一种可能。”

    “凶手是他的儿子。”柳至秦道：“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才会深到……”

    愚昧的地步。

    花崇从花坛边站起来，“走，去查一查他儿子的情况。”

    出人意料的是，刘忠贵的儿子刘少友，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经去世。

    “去世了？”花崇略微一惊，柳至秦也有些诧异。

    “是的。少友走的时候才26岁。”强鸣是洛大后勤部的负责人之一，五十来岁，说起刘家父子，便止不住地摇头，“老刘可怜啊，老婆早逝，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，好不容易把少友拉扯大，哪想在我这么个年纪时，失去了唯一的儿子。”

    刘少友死于一场兵工厂安全事故。

    二十多年前，能进兵工厂工作，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。刘少友从技校毕业后，刘忠贵费了不少力气，来回托关系，才将他塞进函省一家曾经极富盛名的兵工厂。

    在那里，刘少友当了八年“火工”。

    在兵工厂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尤其是火工。全国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生几起安全事故。但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安全意识薄弱，信息也相对闭塞，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当火工工资高，也光荣，很少想到生命得不到保障。

    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刘少友不在核心地带，没有立即丧命。

    但活着，不比死去轻松。

    他全身烧伤面积高达96%，多个器官衰竭，在兵工厂自己的医院里挣扎了半个月，最终没能挺过来。

    刘忠贵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，被兵工厂的领导们耍得团团转，不知道好端端的儿子为什么说没就没了，最后还是洛大校方出面，才为他讨到了一千块抚恤金。

    在当年，一千块不是小数目。

    但一条鲜活的命，绝不止一千块。

    没了儿子，生活也没了盼头，刘忠贵时常在工作上出错，有时忘了按时锁宿舍的门，有时误将学生当做儿子，被投诉了几回。

    校方可怜他，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当宿管，并通过学生会，将他的遭遇告知当时的学生。

    闻者无不神伤，更有学法律的学生想要为他讨回公道。

    但一个失去全部希望的农村老人和几名羽翼未丰的穷学生，哪里斗得过势力盘根错节的兵工厂。

    这事后来不了了之。当知情的学生都毕了业，便没有人再提及。

    时间也许扶平了伤口，刘忠贵很少再犯错，渐渐地，新来的学生不再知道他背负的伤害，只有后勤部的同事还记得。

    强鸣比刘少友大几岁，刚被分配到洛大时，经常受刘忠贵照顾，空闲时还与刘少友打过几场篮球。

    刘少友去世后，正是他在后勤部牵头，强烈要求校方出面与兵工厂交涉。这些年下来，也是他明里暗里帮扶着刘忠贵。

    上了年纪后，刘忠贵精神出了些问题。平时看上去与正常人没有两样，但偶尔忘记儿子早已不在的事。

    他还琢磨着给儿子讨个老婆，不清醒时逢人便说——我儿